1) 朱民：人民币国际地位低于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迫切性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会上表示，在疫情的背景下，仍有必要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朱民说，人民币国际化从零开始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币由不可兑换到逐渐加入SDR，并成为全球第五大应用货币，这是了不得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地位仍远低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

朱民表示，目前中国GDP占全球的17%，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很低。举例而言，由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产品在全球的占比还不足1%，这和中国经济的实力是不相匹配的。近年来美国GDP下行，其金融实力已远超其经济实力，二者互相不匹配。

“一个国家不能只有实体经济，没有金融实力。”朱民认为，正是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远低于实体经济地位，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

朱民强调，数字货币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未来全球金融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央行间的数字货币竞争。而我国在发展数字货币方面是有基础和经验的。疫情带来金融行业的根本变革，中国应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占领数字货币这一制高点。

2)朱民：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圈，世界需要多元的货币均衡框架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会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意义重大，世界正在期盼多元的货币均衡框架的建立。

朱民说，过去几年中，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民币贸易融资已超过日本，目前在全球的占比排行第三。此外，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进入官方货币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最后，中国央行和诸多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货币互换圈。

朱民称，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除了传统结算、贸易融资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方向还将涉足三大新领域。首先是投资领域。他说，疫情期间我国资本市场非常活跃，当3月全球资本市场大跌时保持了相对稳定，对外资的吸引力很大。我国全面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外资流入量很大，未来我国资本市场需要更多由人民币定价的资本产品。

朱民认为，目前“一带一路”投资和贷款大部分还是以美元结算，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对外投资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方向。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是虚拟货币。

“天秤币的高调诞生对国际货币市场将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中小国家的边缘性货币。”朱民说，“中国数字货币理论走在全球前列，目前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也在深圳、江苏开始试点，这是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是今后人民币国际化中相当重要的领域和新渠道。”

朱民最后强调，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推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市场化，这对实现金融制度的稳健有重大意义。另外，世界正在期盼多元的货币均衡框架的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意义重大。

“是单一货币体系稳定，还是多元货币体系更稳定？国际上有整理。单一货币体系稳定有重要前提，即单一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对全球稳定负责。我认为，世界需要多元的货币均衡框架。”

3)周小川：中国公司很难到纽交所上市了，但中概股退市和摘牌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会上表示，中国公司很难到纽交所上市了，但中概股退市和摘牌不是一回事。

“中国媒体喜欢用退市的说法，但准确的说法是250家中概股中，少数公司通过主动私有化，从纽交所退市并寻找二次上市机会。就纽交所而言，实际上是摘牌，虽然摘牌和退市很接近，但技术细节是不一样的。”他说。

周小川强调，美国近来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国公司很难到纽交所上市了。少数中概股公司寻求从美股退市，并在国内上市，但多数公司并不打算跟随此举。在该背景下，上海能否承担纽交所的功能，承接诸多中国上市公司上市，机遇和挑战并存。

4)周小川：中国储蓄率超过GDP的40%，中概股公司可以依靠国内市场融资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会上表示，中国储蓄率占GDP比例为40%，很容易找到投资新兴和高成长性公司的资金。

周小川表示，美国近来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国公司很难到纽交所上市。他认为，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占GDP比例超过40%，新兴和高成长性公司很容易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资金支持。

“只要我们的机制做得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周小川说。

5)周小川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国GDP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不少上市公司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会上谈及上海建设世界金融中心的优势时表示，资本市场建设是逐步培育的过程，中国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发展好资本市场。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美国资本市场的角色？周小川认为，上海建设世界金融中心有7大乐观因素。首先，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占GDP比例超过40%，新兴和高成长性公司很容易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资金支持。其次，他认为，中国总体GDP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上市公司的资源还存在，也会有不少好公司。

周小川还强调，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逐渐培育的过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经过了30年的历程，目前资本市场发展取得了很好的动能。虽然和发达金融市场相比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场建设、监督，以及围绕资本市场的机构的成长都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他指出，中国在公司治理、外部审计质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动力。中国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了很多欺诈上市、操纵市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行为。“我们逐步提高监管水平，改进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会计和审计的水平。当然，提高监管水平、逐步改进公司治理需要一个过程。”

周小川还称，近年来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人民币已经纳入SDR货币篮子。“虽然我们离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距离，但差距并不是很大。”

他最后强调，我国从2014年开始陆续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开放性大幅度增强，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中国最近亦出台了一系列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其中很多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注重国际化，意思是加强国际合作，把上海变成国际机构和国际资本往来的再上一个大台阶的局面。”他说。

6)易纲：金融系统预计全年给企业让利1.5万亿元，货币传导效率提高

6月18日，央行行长易纲出席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空间，人民币对主要可兑换货币保持较高利差，对国际投资者保持较高的吸引力。

易纲表示，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积极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更灵活适度，通过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比如，3次降准，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延期或阶段性还款政策，使得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的范围内。

“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贷款新增近20万亿，社融规模增量超过30万亿元。”易纲说。

易纲指出，央行不断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利率下行，通过三方面的手段给企业部门让利。“金融系统全年预计给企业部门让利1.5万亿。”

他强调，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力度，使得金融机构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政策后遗症，保持总量适度，并提前考虑相关工具的适时退出。”

最后，易纲认为，降准和再贷款都是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前者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缩表，后者表现为扩表，但这几年央行扩表和缩表的规模大体相当，资产负债表规模稳定在36万亿左右，与国际主要央行大幅扩表的机理不同。“另外，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规模持续扩张，贷款不断增长，也表现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高。”

7)易纲：人民币对国际投资者保持较高吸引力，其自由兑换可在上海先行先试

6月18日，央行行长易纲出席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在着重打造5个中心，包括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优质营商环境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

“上海正在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的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易纲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空间，人民币对主要可兑换货币保持较高利差，对国际投资者保持较高的吸引力。

就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中心而言，易纲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风险管理的各要素在完善，随着定价、交易，风险对冲、信息披露不断提高，投资者能够较好管理和分散风险。

易纲表示，要吸引一流的金融机构和人才，开放是必然的。但是金融监管能力要与金融开放水平相适应，在开放中维护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易纲强调，在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中心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等方面先行先试，只要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规定，正常的贸易和投资需要资金都可以自由的进行。

易纲还表示，当前上海不断加快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发展，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